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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读明史

2021-06-09 admin 优惠券 0人评论 50

在历代史书中,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东观汉记》及《三国志》曾并称为“前四史”。后来范晔的《后汉书》修成,逐渐取代了《东观汉记》。这四本史书篇幅不大,易于流传,且文采质量都很高,被公认为二十四史中最好的四部。从唐朝起,开始由官方写作班子来编纂史书,因为作者众多、资料丰富,所以篇幅也就越来越大,《晋书》《隋书》《南北史》等都是这个时代成书的,这些史书都没有版刻出来,大部分存放在府库之中。五代与宋朝初年编订的《旧唐书》与《旧五代史》也存在着篇幅过大的毛病,且里面都是记载性的死文字,可读性并不强,流传很困难。欧阳修曾想对史书进行改革,要求简净化处理,所以又编纂了《新唐书》与《新五代史》,但这两本书删减太多,也广受非议。

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评论说:“近代诸史,自欧阳公《五代史》外,《辽史》简略,《宋史》繁芜,《元史》草率,惟《金史》行文雅洁,叙事简括,稍为可观,然未有如《明史》之完善者。”认为《明史》是近代史书中,修得最恰到好处的一部。

为什么说二十四史中,除了前四史外《明史》的质量最高?

《明史》多为元老所作现代人认为《明史》编纂于清朝,具有满清皇室背景,所以会美化清军入关,淡化南明政权的存在,还不如《明实录》可靠。确实如此,但这并不足以成为轻视《明史》的理由。《明史》对于涉及满清统治的地方缺而不录,但它总体上还是比较客观的,至少不会像《魏书》那样公然篡改历史。对于不能说的地方,它保持沉默,而对于能说的地方,或者存疑的地方,则采用审慎的态度。《明史》在编订初年,受到了一群具有学识的明朝遗老影响。

明朝遗老中,顾炎武与黄宗羲虽然拒绝参与修史,但他们都以不同方式来对这本史书施加影响。《明史》的主编之一徐乾学正是顾炎武的外甥,而《明史》的底本《明史稿》是由万斯同写作的。万斯同是在其师黄宗羲的鼓励下,才决定接手修史的工作。黄宗羲曾写信建议《明史》不要立《道学传》,以免陷入门户纠纷,万斯同采纳此建议,将明朝大儒们的传记收入了《儒林传》里。

万斯同的史学造诣非常高,他熟于明朝掌故,对自洪武至天启的《实录》,皆能暗诵,了如指掌。所以才能写出 416 卷的《明史稿》,在一个人的主编下,这本书也就不像之前的史书那样,由于出自众手而参差不齐。清代史学家杨椿就曾说:

“《明史》成于国初遗老之手,而万季野功尤多。纪、传长于表志,而万历以后各传,又长于中叶以前。袁崇焕、左良玉、李自成传,原稿皆二巨册。删述融汰,结构宠肃,远在宋、元诸史上。”

《明史》的成功离不开万斯同的工作,王鸿绪、张廷玉等人都是在他的基础上修修补补,才最终定稿的。

为什么说二十四史中,除了前四史外《明史》的质量最高?

《明史》优于其他史书的地方一本好的史书,衡量标准并不是文字的数量、史料收录的多寡或者篇幅的大小。而是它是否能够将历史如实、详尽的展现出来。在《明史》之前,有关于明朝历史的史料就有实录、《石匮书》、《皇明通纪》、《国榷》、《罪惟录》、《名山藏》等多种,这些书大多还现存着。所以《明史》并不需将这些史料全部抄录过来,变成一部几千万字,臃肿不堪的史书。而是要对史料进行甄别,删减,排列,编成一本简净的、可读性较强,易于流传的书。

《明史》与《后汉书》、《晋书》不同,它不是后代人照搬照抄前人留下的史料,而是在广泛考证的基础上,对史料进行甄别、整理,形成新的文献。

《明史》立传,各随时代之先后,效法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笔法,不将一大堆时代不同、家世一样的人写在一起,以免把列传变成了家谱。张玉是张辅的父亲,但他们的传记分开来写,一个放在靖难功臣之中,另一个在列入征安南的功臣里。只有那些父亲有名,子孙无名的,才把子孙当作附录写入父亲的传中。读起来就不嫌冗长,而且一个列传里叙述的时间跨度也不大。

《宋史》有一个毛病,就是一件事有许多人参与其中,那么这些便全部写入同一个列传里,导致这件事在不同段落反复出现,让人读起来很厌烦。《明史》则清除了这种弊端,靖难一事中有许多人参与,便将他们分为文臣和武臣,具有军功的列入一传,具有文功的则列入另一传。第一个人物是事迹里详细叙述事情,后面的则从简,写得很有轻重。袁崇焕与毛文龙官职不同,但共入一传,使读者能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袁崇焕诛杀毛文龙的始末,叙事更加立体。

为什么说二十四史中,除了前四史外《明史》的质量最高?

《明史》叙事态度较为客观明朝功臣大多死于非命,但有些人物的死因难以断定,所以《明史》在叙事时进行斟酌,不将内容写死。例如旧史传闻徐达病疽,朱元璋便赐给他蒸鹅吃,然而犯疽病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吃鹅肉,朱元璋有害死徐达的嫌疑。但《明史》没有采用这种存疑的说法,只是写道:

“十七年,太阴犯上将,帝心恶之。达在北平病背疽,稍愈,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,寻召还。明年二月,病笃,遂卒,年五十四。帝为辍朝,临丧悲恸不已。”

并未将朱元璋害死徐达的事坐实,表现的是史家的一种谨慎态度。其他功臣的传记也没有直接写出死因,但会附着一些当时的评论,使读者能够自行判断。例如冯胜、傅友德传都详细记叙他们的战功,直到末尾才简单的说他们被赐死,读者便会产生一种判断,这些人立有这么多战功,却因小事被赐死掉,可见朱元璋对功臣忌惮之深。《李善长传》说李善长辅佐朱元璋起兵,位至上相封公,年纪都七十七了,结果全家还惨遭灭门。然后作者在传里插入王国用为其辩冤一疏,自己则不直接议论,让读者知道李善长罪小刑重,存有冤情。独有《蓝玉传》详细记载其图谋不轨之事,深明其罪有应得。

《明史》的这种笔法淡化了修史者的主观形象,使史书读起来更显客观,用一个历史人物去评价另一个历史人物,避免事后诸葛亮的愚见,要高于其他史书很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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